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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消息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该禁止民间>金融的存在和发展。今天温州以及其他地区高速发展的民间金融，完全可以堪比十八、十九世纪的山西票号的繁荣。但是，中国这些年却一直不让民间金融有生存空间，迫使非官办金融走入地下。记者认为，在现有信息技术条件和法制环境下，没有理由不让民间金融阳光化。一味禁止民间金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政行为。这次国家试点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也许正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对于民间金融的开闸，很多人都有担心。一些人把矛头指向经营高息>贷款的民间信贷机构或个人，高利贷也被视作黑暗现象。实际上，这很不公平。为什么高利贷会存在？这与长期以来民间金融被打入地下有关。江苏港厦担保公司总经理夏祖明说到，如果民间金融能够合法化、阳光化，自然就能得到法院的保护，那么必然首先就会降低>民间借贷的违约>风险，>利率自然也会相应降低；其次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供应量将大大增加，放款方相互竞争，资金的利率也会随之下降。让民间金融合法化是增加资金供应供给，要想彻底消除高利贷，那么唯有降低借贷的成本。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面对民间金融的开放，民间还有一种普遍担心，害怕民间借贷利息很高带来债务纠纷，会让债务人处境艰难，甚至出现杨白劳（债务人）被黄世仁（债权人）逼债致死的情况。不过，记者与其他学者一起从清朝刑课题本历史档案中梳理了十八、十九世纪的民间借贷人命案件，发现在1000多起因民间借贷纠纷打死人的案件中，竟然57%是债主被打死，只有36%的案件是债务人被打死。这一统计结果与我们过去在网络新闻媒体里看到的大相径庭。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分析一下：一方面，即使黄世仁带着狗腿子去杨白劳家讨债，一旦打起来，黄只有他和狗腿子，而杨白劳的亲戚、邻居都可以上来帮架。另一方面，从干架的卖命程度讲，黄世仁家产万贯，打起来会趋于保守，而杨白劳一无所有，无所顾忌，更能占上风。这个研究充分说明，在借贷关系中，债主（债权人）面对的却是更大的安全风险。如果再加上民间借贷是非法的，那么债主的生命和利益受到的挑战就更大，放贷时就必然要求更高的利率。回顾当前浙江、广东等地的民间借贷目前都尚未合法化，所有借贷都只能通过地下交易来完成，一旦发生纠纷，往往会找黑势力来解决。而已经阳光化的金融交易，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江苏港厦担保公司总经理夏祖明如实说到，在美国民间借贷之间，一旦发生纠纷，双方就都会诉诸于法庭，很少会有像中国这样处理债权债务的不合法极端的方式方法。夏祖明表示，在金融管制过死、民间金融被严重压抑的情况下，能有人向资金断链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哪怕是高利贷，都已经很不错了。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他们资金链条断裂时，要么关门大吉、解散员工，要么借高利贷继续撑下去，而后者起码还有一线生机。因此，在特殊环境下，高利贷对于经济稳定和维持就业岗位还是有一定贡献的，他们的勇敢表现犹如是雪中送炭。从某种程度看，高利贷是被不合理的金融管制逼出来的。可以预见，民间金融一旦合法化、阳光化，老百姓会愿意把更多资金放在民间借贷市场上，而银行也会把一些资金和一线业务委托给民间借贷机构，即使民间金融资金量扩大，银行机构也会从中获益。如果继续让国有商业银行赚取垄断利润，表面上看是帮了国家，但实际是社会和民营企业在付出了代价，牺牲了老百姓、大量储户的利益，以及整个社会资源合理均衡的配置效率。虽然有的国有银行目前也在积极发展针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但还远远不够。民间金融比国有金融更适合为民营企业服务，因为它们之间在企业文化、经营方式、发展目标和理念上都非常契合。此外，近年来中国基层地区的正规金融服务逐渐出现空白。据估计，几年前有3000到4000个乡镇社区已经没有正规的金融机构派驻。民间金融的草根性特点很容易使它发现这些市场空白，主动填补基层金融服务的缺失，改变这些地区金融饥饿的状况。自从浙江东阳的吴英集资诈骗罪名成立，民间金融就屡败屡战、屡禁难止，印证目前的金融体制已是千疮百孔、不敷所用。夏祖明激动地对记者说到：民间集资案之所以成为市场经济体中的一道哭墙，正是因为体制性歧视下，民间金融身兼二任，既背负发展经济的重任，又在额头上刺有搅乱金融秩序的红字。民间金融推动市场与扰乱市场功罪交集，由此导致围绕民间集资案背后的舆论战役，孙大午案是如此，吴英案更是同样如此。抛开无数为吴英辩护的言论不谈，记者找到了较为代表性的反对派吴其伦的民间判词。他提出的理由是，吴英非法集资、恶意诈骗数额巨大，对事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对其处以极刑符合当前刑法死刑认定标准；非法集资诈骗获死刑有先例可循；近年来，民间非法集资诈骗盛行，主要原因在于违法成本较低，从重打击此类犯罪利于警示他人。前三项可以不论，因为受到伤害的事主“鲜有指控”，并未主动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集资诈骗判处死缓的案例也不少，而民间集资诈骗盛行、必须抑制的说法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民间人士的观点。也有学者认为吴英案是典型的庞氏骗局，理当严惩。即便如此，吴英仍不该处死，用吴英血祭不能解决中国民企融资难、不能断绝高利贷，更不能让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半步。这么多人的血祭未能解决体制性难题，血祭甚至成为推卸恶劣金融环境的借口，鲜血不能解决金融问题，正确的激励机制才是关键。既然如此，就应该坚决放弃血祭，转而进行体制改革，让更多的企业家、金融业者在尊重规则的、宽松的环境下经营。2003年卷入集资案的企业家孙大午先生在恢复冷静之后，有一段清醒的表述，觉得自己与吴英不同，“我和她不同的是，她的企业是膨胀的，我搞了18年才搞到亿万资产，是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我的企业是有很强偿还能力的举债，我是真实的亿万富翁，而她不是。她借的是高利贷，我不是，也就没有这种压力。我用等同于银行的利率，甚至低于银行的贷款利率去借的钱”，但即使是诚实经营、已经度过了生死周期的企业，目前依然难以从银行得到贷款。此次温州已经实施进行的金融改革，正试图在控制民资与打破垄断之间，走出一条中间道路。其中建立民间借贷平台，在阳光底下加强监管，对民间资金与融资者进行撮合交易，向正确的路上走了一步。江苏港厦担保公司总经理夏祖明最后对记者表示，最大的金融安全，莫过于金融企业有充足的风险控制能力，而要控制风险，最好的做法就是，让庞大的民资有公平的、规范的而不是掠夺式的出借渠道。(港厦担保365地产家居网钟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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