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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茉楠（微博）

  ■今日看板

  ⊙张茉楠

  分配失衡是今年两会的焦点话题。然而与往年不同，今年人们期盼的不仅仅是个税起征点、减税等浅层次的改革，更希望触及财富分配，改变利益格局等深层次改革。而事实已经证明，不触动既得利益，改革无法有效推进。

  当前，我国财富分配失衡的程度要远远大于收入分配的失衡。据招商银行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过去两年中，资产规模在1千万到5千万与1亿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的增速，较资产规模在5000万到1亿元的高净值人群的增速更快。

  再进一步分析富裕人群的资产构成，中国富裕人群人均拥有房产3.3套，房产价值占全部资产的72%。很明显，房地产已经成为主导财富分配的主渠道。

  财富分配的失衡会比一般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危害更大，因为它不仅进一步扩大了不同收入阶层在财富创造和财富积累上的差距，而且这种财富积累会一棒接一棒地继续“传递”下去，将通过代际之间的财富转移，进一步恶化代际之间的“分配不公”。

  如何避免这种财富分配失衡的“马太效应”不断激化？中国现在的确需要更大的制度性改革。不过，所有的改革都是一种利益的调整，会触及既有的利益格局，因此绝对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系统工程。

  首先，提高劳动报酬比重，扭转初次分配失衡。近十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总量持续高增长,但是劳动报酬占GDP份额却呈下降趋势。1997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从52.7%下降到39.74%，下降了近1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资本回报占GDP比重不断上升,提高到2006年的30.6%。

  而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大致在65%～80%，我国不仅低于所有发达国家，并且低于同处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因此，政府必须通过大幅减少宏观税负，以及建立国企分配制度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措施才能实现利益的重新分配。

  其次，打破垄断，缩小行业间分配差距，建立一种有利于提高和维护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劳动效率的社会公平机制。人们所谋求的不是取得收入和财产分配的均等化，而应是取得收入的机会均等和创造收入过程中的条件的均等。这方面主要是垄断行业收入分配改革的步伐缓慢。一直以来，>金融、电信、电力等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深受公众诟病，并成为分配制度改革中非常大的一道阻力。

  而有数据显示，我国行业收入差距最高与最低的比值在逐年拉大。在我国初次分配中，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扩大到15倍，而这种差距约1/3是垄断因素造成的，因此必须加快垄断行业收入分配改革，对部分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实行双重调控，缩小行业间工资水平差距。

  再次，要强化税收对贫富差距的调节机制。去年，调高个税起征点的税收改革已经启动，但这只是调整收入分配，国家应建立更加完备的财产税收调节体系。比如，在发达国家主要是依赖税收对财富分配产生纠偏机制，遗产税、不动产税、固定资产税等对财富分配的调节税收体系已经相当成熟。

  现在，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住房征收房产税，把房产税作为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重要工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房产税不但要征，而且要征得科学，让它通过对贫富差距的重要环节——房产等不动产方面的调节，在扭转财富分配失衡方面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

  最后，要通过财政支出的扩大来提高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据统计，1990年代末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国民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2到2/3，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NP的20%-30%。比如，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2007年政府支出的福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高达68.8%、58.7%、56、7%和57.1%。而相比之下我国2009年中央财政中的社保支出、医疗卫生支出、教育支出分别为7.6%、2.7%、4.5%，整体国民福利水平相去甚远。

  因此，政府和社会要提供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各种公共产品的服务，弥补贫富差距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要改变对公共品提供的优先次序，加大教育制度、就业制度、以及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构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有效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当前，解决财富分配已经不能“小修小补”，唯有打破固化的权力体系，进行全局性的制度改革，分配失衡才能得到有效缓解。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

  以发展实体经济来防止经济下滑

  ⊙李长安（微博）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是今年乃至今后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只有尽快构建扶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宏观政策体系，才能使实体经济做大做强，减少经济下滑带来的>风险。

  ⊙李长安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经济预期放缓和实体经济困境无疑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根据报告设定的目标，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为7.5%，八年来首次低于8%的要求。与此同时，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成了今年经济工作的重心之一。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事实上，从中国目前的国情出发，只有做大做强实体经济，才是防止宏观经济增长放缓的根本之策。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在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动下，中国的宏观经济一直保持了又快又稳的发展态势。但自去年以来，经济增速出现了连续下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一季度同比增长9.7%，二季度增长9.5%，三季度增长9.1%，四季度增长8.9%，经济增速连续四个季度回落，并创近两年新低。去年全年增长9.2%，也比2010年的10.4%下降了1.2个百分点。

  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很多。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出借、消费和出口都出现了增长乏力的趋势。数据表明，2011年我国全年固定资产出借（不含农户）名义增长为23.8%，与2010年持平。但2011年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长为16.1%，比2010的19.5%显著回落了3.4个百分点。其中第四季度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而消费增长也徘徊不前，出口在国外需求逐步萎缩的情况下更是更受打击，去年全年净出口对GDP增速的贡献率是－5.8%，比2010年大幅下降13.7个百分点。

  如果从经济类型来分析，相对于业绩优良的虚拟经济来说，实体经济的萎靡不振是整个宏观经济出现减速的主要原因。根据对沪深两市的统计，截至目前，16家上市银行在2011年前三季度共实现净利润0.698万亿元。在全部沪深两市2369家上市公司中，可统计的2319家共实现净利润1.58万亿元；上市银行净利润占到全部上市公司净利润的40%以上。不仅如此，在过去的数年里，银行年化净资产收益率多数都可维持在20%左右，远高于一般企业。比如在2011年前三季度，A股上市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7.2%，而16家上市银行则为17.1%，银行净资产收益率比平均水平高出近10个百分点。

  与金融企业业绩暴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体经济发展步履维艰，困难重重。在2011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仅及银行利润增速的一半左右。随着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实体经济获得银行>贷款的成本和难度大大增加。受此影响，目前大量的中小企业面临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新一轮生存困境。尽管断言中小企业“倒闭潮”为时过早，但受多重因素困扰，部分企业事实上已经处于无利可图的半停工停产状态。

  具体来说，目前我国实体经济面临的困难主要包括成本上升压力、融资难、市场垄断导致的不公平竞争等。近些年来，由于企业精英大量外移，实体经济的发展人力财力要素流失严重。在依靠实体经济而曾经“富甲天下”的温州，由于大量实体经济资本为追逐高利流向虚拟经济领域，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实业“空心化”的现象。根据对当地的调查，在温州有90%以上的家庭个人、近60%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规模超过1100亿元。不过，其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用于房地产的占20%，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的规模高达40%。另据温州市经贸局抽查的数据显示，目前温州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出口导向型企业利润同比下降的有近1/3左右,亏损的占1/4多，仅三成企业利润保持增长，行业平均利润率仅为3%，利润率超过5%的还不到10家。

  从温州的例子可以看出，实体经济的发展缓慢将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其中尤其是由于实体经济不景气连带经济增速下滑，使得国民经济带动就业的能力下降，将不可避免地加剧就业难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在近十年中，我国经济增长带动就业的弹性大致为：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带动就业增加80-100万人。如果国民经济能够维持8%的经济增速，那么将解决大约800万人左右的就业岗位。这个数据基本相当于我国城镇新增加劳动力的数量，而这正是过去一直强调“保8”的真实含义所在。但在目前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就业形势无疑将会更为严峻。假定GDP增长的就业弹性仍不变的话，那么GDP增速下滑半个百分点，就将加剧50余万人的就业困难。

  实体经济是增加就业的主要渠道。相对于以资本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为主的虚拟经济而言，我国的实体经济大多数仍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是吸纳劳动者就业的主阵地。如果实体经济不稳，那么就业这个民生之本就无法得到夯实。

  不仅如此，实体经济的发展还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最根本体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一个最重大成就，就是有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实体经济不断成长壮大起来。如果实体经济增长出现疲软甚至提前出现“空心化”现象，那么对中国整个国力的增强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经历了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均把发展实体经济作为振兴经济的一剂良药。比如为了重振本土工业，美国逐渐认识到金融、房地产服务业主导国民经济的弊端，而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推出了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鼓励科技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和措施。我国也在近些年来相继推出了多项产业振兴规划，涉及纺织、钢铁、汽车等多个领域。

  虽然目前我国的经济总规模在世界上已经跃居前三甲，但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竞争力排名榜上，中国仅排在第26位，而且其中最大的竞争力依然是廉价劳动力等传统因素。国内的实体经济由于金融危机的打击，再加上长期以来转而不变的生产方式，部分企业始终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的边缘。

  面对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困难和问题，只有尽快构建和完善向实体经济倾斜的宏观政策体系，才能夯实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尽快遏制经济下滑的趋势。而构建扶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宏观政策体系，必须以解决实体经济面临的发展困难、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为主要目的。具体来说，应包括以下内容：

  在财政政策上，应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财政支持和扶助力度，实行以减税为核心的减负政策。

  对实体经济在创业阶段、技术创新、节能减排等方面给予必要的补助，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税负是实体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根据财政部的部署，今年我国的税制改革突出了结构性减税的特点。这其中，继续落实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实施对小微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将中小企业“减半征收”的政策延续到2015年等政策，无疑对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是一个利好。

  在货币政策上，要努力增强实体经济融资能力、解决实体经济普遍“缺血”的问题。

  当前我国实行的是以稳健为基调、有针对性微调的货币政策，其中对实体经济应该实行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近年来，大量资金过多流入股市、楼市等虚拟经济，实体经济陷入有钱贷不到或者无钱可贷的窘境，为此大量企业不得不向风险巨大的民间金融寻求援助。因此，有必要在银行的信贷结构上，体现对发展实体经济的大力支持。同时积极探索资本市场的创新和改革，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型实体经济上市直接融资。

  在产业政策上，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规划重点要向实体经济倾斜。

  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干预的各种政策的总和。在我国，政府对实体经济的干预包括了规划、引导、调整、保护、扶持、限制等多方面的手段。为配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战略任务，产业发展规划要突出实体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以增强实体经济竞争力为目的。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代表和核心产业，必须警惕部分地区制造业“空心化”的倾向，加快企业转型和向集约型生产方式转变的步伐。

  总之，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是今年乃至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经济工作的一项核心任务。只有尽快构建起鼓励和扶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完善的宏观政策体系，才能使中国的实体经济真正做大做强，减少经济下滑带来的各种风险，也才能加快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步伐。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应重视商业银行信贷集中度风险

  ⊙胡召平黄旭

  信贷集中度风险是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重要风险之一，它是多种风险的综合，具有累积性、系统性、瞬时性和毁灭性的特征。随着资产规模的逐步扩大，我国商业银行需要更加重视和防范信贷集中度风险。

  ⊙胡召平黄旭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外部环境已悄然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使得商业银行必须以更为审慎科学的态度来审视交易对手；另一方面，国家隐性担保作为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免费资本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商业银行必须转型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需更加注意风险的防范。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众多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资产、业务和收益过于集中，集中度风险过大，导致在极端情形下，出现毁灭性的损失。因此，深入研究集中度风险并妥善加以防范，对中国商业银行十分必要。

  如何认清商业银行信贷集中度风险

  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可分为常规风险和极端风险。常规风险是通过历史数据，对某些企业、行业、区域的盈利能力、信用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和预测，并计算银行贷款的预期损失。极端风险是指某些企业、行业、区域由于经济周期、泡沫破灭、产能过剩、科技替代或者一些突发的事件等导致盈利能力和还款意愿出现极端变化，从而给银行带来的巨额损失。

  从规避常规风险的角度来说，商业银行肯定会尽可能地将信贷资源投放到历史信用等级高的大企业、预期利润率高的行业以及经济发达的区域，这样可以降低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常规风险。

  但如果信贷过于集中，那么商业银行所面临极端风险将会增大，而要降低极端风险，更多地需要降低资产的集中度，即不能将鸡蛋放在少数几个篮子里。一直以来，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都着重于防范常规风险，对于极端风险则没有很好地重视。事实上，看不见的风险往往是最大的风险，而商业银行信贷集中度风险是极端风险的主要促发因素。

  商业银行信贷集中度风险是指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过于集中，对于单一风险因子的风险敞口过大造成的风险。信贷集中度风险可以划分为直接集中度风险和间接集中度风险。

  直接集中度风险是指信贷资产在单个客户、行业、区域和期限上过于集中；而间接集中更加难以辨认和识别，表面上信贷资产可能在单个客户、行业、区域和期限上的比重并不是特别大，但是由于不同客户、行业和区域受到共同的风险因子的影响，因此最终还是导致商业银行信贷资产对于单一风险因子的风险敞口过大。例如，银行给相互独立的批发商发放贷款，而实际上这些批发商都依赖于某个制造商，贷款客户表面是分散的，而事实上却是集中的。

  商业银行信贷集中度风险具有累积性、系统性、瞬时性和毁灭性的特征。累积性是指商业银行信贷集中度风险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它是随着信贷资产向某些客户、行业、区域逐渐集中而逐渐加大；系统性是由于集中度过大，有可能使得商业银行面临某一行业和区域的系统性风险；瞬时性是指由于前期的风险被人们忽视，当风险真正出现时，往往以极快的速度迅速蔓延，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迅速枯竭；毁灭性是指，一旦集中度风险爆发，往往意味着巨大的损失，甚至远超商业银行自身的资本金，直接导致商业银行的破产倒闭。

  了解商业银行信贷集中的形成机理

  商业银行信贷集中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商业银行是金融体系中最为重要的金融中介之一，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实现资金流和信息流的高效整合。

  从成本的角度来看，信息的收集存在着成本，为了降低信息收集与甄别的成本，商业银行一般会倾向于将信贷资源投向于自己比较熟悉和容易驾驭的领域，也会习惯于将信贷资源投向经营历史和信用信息更为完备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往往是经过长期发展的大型企业集团。一些中小企业或者新兴产业由于缺乏完备的历史信息，商业银行在这些领域的信息收集成本较高，使得它们缺乏在这些领域收集信息的动力。

  同时我们也能观察到商业银行在信贷资源的投向上显示出同质化的现象，即商业银行的“羊群效应”。其原因是商业银行基于降低信息收集成本的考虑，也可能成为信息的“免费乘车者”，即对于某些商业银行进入的行业和营销的客户，其他银行会将其作为行业和企业价值判断的重要依据。

  从收益的角度来看，信贷资源容易向利润高的行业和客户集中。商业银行受“二八法则”（即20%的客户创造了商业银行80%的利润）的影响，资产集中度容易提高，而且资产集中会形成规模经济，带来更高的收益和更低的成本。

  而在信贷资产证券化尚没有得到很好开展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信贷资源更加紧缺，也更可能集中于优质行业和客户。同时，商业银行存在着争夺存款资源的潜在压力，对大型企业存款资源的争夺，使得商业银行的贷款也被动地向这些企业倾斜，从而出现贷款集中的状况。

  从控制信用风险的角度来说，商业银行的信贷大部分是集中于较为成熟的产业和成熟期的企业，商业银行的这种特性本身就有可能导致商业银行出现“贷大、贷长、贷集中”的问题。目前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普遍还比较低，缺乏针对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进行风险管理的能力，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增长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

  我国的中小企业由于缺乏信用约束，违约成本较低，在企业出现经营困境时，一些中小企业经营者可能会通过企业破产清算来逃避部分债务资金甚至隐匿转移部分资产，这使得商业银行更倾向于将信贷资源向那些信用等级高、抗风险能力强的大企业集中。

  在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集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政府过度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市场资源包括信贷资源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行政指令的干扰。一方面，各级政府需要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也需要各级政府的政策配合。这使得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两者相互依存，这也决定了一些地方融资平台容易获得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使得信贷资金过多地向地方融资平台集中，而忽视潜在的风险。

  商业银行作为营利性的法人机构，排除某些政策性的因素，信贷集中可能是一种自发的市场行为，体现了商业银行自觉地以市场规则来实现自身收益与风险的均衡。然而，我们知道，个体的理性并不意味着群体的理性，当所有的商业银行的信贷资源都同质化地集中于某些企业、行业、区域时，就会产生新的风险，这样的风险可能不仅仅是以个体金融机构的危机暴露出来，而往往会以系统性危机的形式爆发。

  如何防范商业银行信贷集中度风险

  商业银行信贷资源向发达地区、优势行业和大型企业适度集中，能够节约成本，实现规模效应，获取更大利润并降低所面临的常规风险。但是，再好的市场和企业，也应该是有限度地涉入。商业银行在审视自身信贷资产集中度问题时不能仅仅将视野局限在对单个区域、行业和客户基本面的分析，应该时刻关注极端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从降低极端风险的角度来降低信贷资产的集中度。防范商业银行集中度风险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确定适合商业银行自身发展的经营战略。不同的商业银行有着不同的市场定位和独特的风险偏好，它根植于商业银行自身的企业文化，是由商业银行的发展历史和行业地位决定的。

  商业银行必须确定适合自身发展的经营战略，对于中小商业银行而言，由于规模扩张的需要，它们在经营战略上更加激进；而对于大型商业银行特别是系统重要性的商业银行来说，其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不但面临着更加严格的监管要求，对于集中度风险的控制也要更加严格。

  第二，建立完善的风险监控体系。商业银行需要在集团层面来控制集中度风险，要将不同资产、业务、各子公司所面临的不同类型的风险进行度量和综合考虑，并且将数量庞大的表外业务纳入到风险监管的范围之内，特别要加强对间接集中度风险指标的监控，控制集团在单个风险因子上的风险敞口。

  第三，优化商业银行的盈利结构。长久以来我国商业银行过于依赖利差收入，缺乏优化盈利结构的动力。未来随着金融服务领域向民间资本逐渐放开，以及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政策红利将会逐渐消失，与此同时，所面临的利率风险将会增大。因此商业银行需要不断地提高非利息收入在其营业收入中的比重，大力发展中间业务。

  第四，信贷配置要综合考虑风险和收益。RAROC是综合考虑风险和收益的指标，我们可以对RAROC进行调整，设计一个RAROC调整系数，某信贷资产占总信贷资产比重越大，该系数越小，调整后的RAROC也就越小，反之则越大。如果某资产调整后的RAROC高于其他资产，那么银行应该增加该信贷资产在总信贷资产中的比重，反之则应该减少该资产在总信贷资产中的比重，最终资产组合的均衡状态是在经济资本总额约束下实现EVA的最大化。

  第五，大力发展银团贷款。对于数额庞大、期限较长的项目贷款以及一些不确定性较大的新兴产业贷款，单个银行往往不能独立承担，商业银行应根据自身的资本规模和经营战略，制定一定的贷款限额，超过限额的贷款必须通过银团贷款来实现。银团贷款的牵头行要切实承担贷前尽职调查的责任，设计合理的期限、利率、费用等产品结构，同时要加强贷后管理和对贷款使用情况的监督。

  第六，拓展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贷款。现实中可以发现，市场的长尾特征越来越明显，商业银行仅仅服务好重点区域、行业和企业是远远不够的，新的利润增长点和风险分散点往往在于市场的长尾部分。中小企业具有广阔的潜在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更有利于商业银行寻求差异化的竞争定位，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商业银行可以积极尝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体系、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中小企业信用保险保单融资等金融创新业务。

  第七，积极发展个人贷款特别是个人非住房消费贷款和个人经营贷款。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将由出借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变，商业银行应该把握住这样的发展机遇，推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个人消费信贷产品，在抵押标的、贷款额度、利率计算、还款方式、还款期限上做出相应的创新。同时，商业银行也要积极推进个人经营贷款，结合个人信用和经营情况，得到最终的贷款评价结论。

  总之，商业银行集中度风险的防范需通过信贷结构调整来完成。而外部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也决定了商业银行信贷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它贯穿于商业银行的运营管理战略的核心。对经济周期、产业周期和政策周期有一个清晰的预判，正确处理好信贷业务中“进与退”的关系，动态调整商业银行的信贷结构，化解信贷资产的集中度风险，是我国商业银行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和实现长期盈利最大化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

  (本文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