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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农村小额>贷款的信贷员会自制村里的地图，这都是他们或徒步、或骑着自行车行走村落的结果。图/记者范思鼎

  他们3年前第一单“生意”是3000元，3年来，他们共做了1200万元“生意”。

  他们的老板，3年前年收入数十万元，3年后需借债给员工开工资。

  2009年，尹飞和朋友在深圳创办贷帮，这是国内首个公益性P2P微额贷款网络平台他们构建了一个平台，撮合城里人将手头的闲钱贷给需要资金的农户。他们希望在中国复制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乡村银行。

  自2009年撮合第一笔3000元贷款开始，目前，贷帮已在湖南沅江、湖北黄冈、江西萍乡、贵州黔东南、广西钦州等地开设办事处，累计撮合贷款2000多笔，总额1200万元。

  但是，由于贷帮运作成本非常高，3年来已累计投入800多万元；而他们3年的营业收入才36万元，甚至比不上“帮主”尹飞辞职前的年薪，全部来源于按贷款金额一次性收取的1%的手续费和2%的管理费，净收入更是为负数。

  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贷帮，路在何方？小额（微额）信贷，路在何方？本报记者张冬萍益阳、长沙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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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欢迎

  贷款？这个不能做

  2006年，孟加拉银行家尤努斯和他创办的乡村银行获诺贝尔和平奖，尤努斯运营的“贫困农户>小额贷款模式”被更多人所了解。

  尤努斯1983年创办乡村银行，提出用一小笔贷款帮助贫困农户做些小生意，帮助他们改变命运的设想，他把二三十美元借给穷人，不需要任何担保，数百万贫困农户因此摆脱了贫困、接受了教育。

  深圳平安银行一名副行长的秘书尹飞也关注到了尤努斯，亦开始反思商业银行经营理念。

  2007年，尹飞去了湖北黄冈大别山区。他认为，大别山区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大部分年轻农民外出打工，也有相当部分农民在外漂泊多年后回乡致富，但缺少启动资金。他做了一个关于诚信与经营模式的“试验”：在这里陆续放出了十多笔贷款。半年后，这些款项都收回来了。

  他还了解到，当时中国真正针对普通农户、贷款金额3万元以下的>小额信贷组织仅100多家，大多具有政府背景或国际援助背景，存在一定的惰性或局限性。

  尹飞希望建立一种符合政策、适合国情的公益性微型>金融模式：建立一个小额信用借贷平台，撮合城市的资金借出方、农村的资金借入方达成借款意向，签署具有法律效应的电子合同，并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保障借贷双方的利益。这被称为P2P（Peer-to-Peer，点对点，个人对个人）微贷模式。这种模式中，小额信用借贷平台的核心功能是“撮合借贷”，赢利模式是收取“中介费”，这与淘宝网的运作模式类似。

  他准备成立这样一个公益组织，跑了多个部门，最后来到工商局。“民政局说我们不直接捐款，不叫公益组织；银监局认为我们不直接放贷，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我们只能到工商局去注册。”

  2009年初，尹飞和一些金融界朋友成立深圳贷帮出借管理公司，下设贷帮乡村发展计划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尹飞担任秘书长（CEO），并开发了>贷帮网。

  这是国内第一个公益性P2P微额贷款网络平台。贷帮将贷款额度设定为3000元至30000元，这是当时商业银行、农信社、担保公司以及小额贷款公司都很少涉及的“微额”区间。为了分散风险，贷帮还规定，放贷人可以分别向不同人放贷，借贷人也可以分别向不同放贷人借贷。

  在深圳完成“总部”建设后，尹飞随即来到湖南，打算在这里开垦“试验田”。“深圳是一个筹资平台，湖南是农业大省，需求比较大，综合运营成本比较低。”

  他到了洞口、炎陵、茶陵、平江等地，找当地扶贫办、乡镇负责人联系合作，“我们说，我们想做公益扶贫，他们就问，你们是要捐款吧，那你们就捐吧，欢迎欢迎。我们说，我们不是单纯捐钱，是提供资金贷给农户，帮大家脱贫致富。他们就犹豫了，说这个不能做、不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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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放款3000元到600笔借贷业务

  尹飞碰了一鼻子灰，贷帮之梦一下子变得遥远。他们希望，在帮助农户获得贷款致富、帮助放贷人收获高于银行的存款利息外，自身也能通过收取贷款管理费的方式，取得一定赢利，在保证机构正常运转的情况下，还能发展壮大。

  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按照放贷金额，向放贷人收取1%的手续费和2%的管理费。这两笔费用是一次性收取，不论贷款时间的长短。

  后来，贷帮的第一个员工郭娟建议，到她的老家沅江莲子塘镇胭脂湖村试试。她的舅爷曾经当过村支书。

  通过舅爷的关系，郭娟和尹飞与莲子塘镇镇长取得联系，并获准在镇里召开的一次村干部会议上进行宣传。这次宣传，反响并不热烈。

  3月31日，尹飞和郭娟离开沅江，路上接到一个电话。

  打电话的是农民刘代春。他在村里承包了40亩地种猕猴桃，屋旁有两个小鱼塘，屋后是猪圈。根据经验，刘代春判断，当年猪价会上涨，他想扩大养猪规模，但是，种果树、养鱼、买猪饲料都要钱，他缺钱。

  仔细审核后，尹飞将刘代春的情况发布到了贷帮网上，很快，他获得了3000元贷款，月息一分五。一共有10个（贷帮网）注册会员向他发放了贷款，最少的50元，最多的600元。

  三个月后，刘代春如期归还了本息。现在，他已是贷帮的“诚信客户”，月息降到一分以下。

  6个月以内的贷款，当前银行的基准利率（年利率）大约为6.1%，银行小额贷款和信用社贷款的实际利率一般是10%左右；月息一分五，折合年利率为18%，相当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的2-3倍；而一分以下的月息，则与银行和信用社的实际贷款利率相差无几了。不同的是，农民在银行和信用社几乎不可能获得的贷款，在贷帮，无需抵押就能拿到。

  通过这个示范效应，贷帮在莲子塘镇的业务慢慢开展起来，到当年底已累计发放127笔贷款，占贷帮当年全部业务量的一半。

  然而，由于经验不足和管理不顺，“当年发放出去的贷款，出现了大面积坏账，三分之一出现逾期，到现在还有个别农户的贷款没有还完。”尹飞说，出现这种风险的主要原因在于管理，而不是农户的信用问题，“毕竟在我们没有设置当地办事处的情况下，仍有三分之二的农民自觉按期归还了贷款本息。”

  去年上半年，贷帮在沅江莲子塘镇设立办事处，现任办事处主任李婵来自海南。到今年6月，这个办事处已有3名内勤工作人员和6名信贷员。

  “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进村了解情况，人口分布、经济情况，哪些农户种西瓜，哪些农户养了猪，这些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的贷款需求。”李婵说，他们还会重点了解农户的信用情况和还款能力。

  来自广东的信贷员刘跃舜通过走村串户，发现信息不对称对农民的收入影响很大。“农民种的西瓜，本来卖4毛钱一斤，但有的瓜贩子跟莲子塘的农民说，三眼塘只卖3毛了呢，我给你3毛5，你快点卖给我吧。一忽悠，批发价真的就跌到3毛了。”为了搞好和农民的关系，刘跃舜会定期通过广播和短信给他们提供农产品行情信息。

  农民过去习惯跟邻里乡亲借钱，但是，通过与贷帮工作人员频繁接触，他们也慢慢接受了这种新型的借贷方式。沅江市琼湖街道办塞南湖村的任建安有一台手扶拖拉机，去年他打算更换拖拉机机头给附近的造纸厂跑运输，找贷帮贷了9000元，今年儿子要结婚，装修房子差点钱，又找到了贷帮，贷了1.2万。

  任建安表示：“虽然利息比银行要高一些，但比乡里的‘息钱’要低，而且不用抵押，个人信誉好就能借到钱，信誉越好利息越低。我一家四个劳动力都赚钱，贷点款，也不怕还不上，找亲戚朋友借钱也借得到，怕就怕今天借了明天就来讨。找贷帮，只要按时还就行，不会来催。”

  李婵说，农户贷款用途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经营性的，比如养殖、种植、做生意等，一类是消费性的，如建房、医疗、教育等。“在贷帮的平台上，教育性贷款撮合得最快，对于借贷让子女上大学的农户，城里的放贷人特别支持。”

  三眼塘村一对六十多岁的老夫妇，去年养了近200头猪，全部病死了，赔了10多万元，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把通过贷帮借的5000元按时还了。今年，他们又贷了1.5万元，养了66头猪，“再过两个月就可以出栏了。”

  至今年6月，贷帮在沅江撮合了600多笔贷款业务，其中300多笔已经结款，除了第一年出现大面积逾期情况外，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贷帮莲子塘办事处也一分为二，一部分员工搬到了县城，成立沅江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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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营业收入36万，贷帮？丐帮？

  贷帮的发展情况受到了国内外研究机构的关注。中国扶贫基金会相关负责人、孟加拉乡村银行中国区推广负责人、UnitusCapital（尤利图斯资本）中国区负责人都曾到贷帮设立的乡村办事处考察。

  本月初，在由中国金融学会等机构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小额信贷创新论坛”上，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刘冬文说：“国内许多NGO小额信贷项目在扶贫方面做得都很成功，但总是绕不过一个坎，那就是如何实现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对贷帮来说，业务在发展的同时，困境也在显现：他们全部的收益来自总计3%的贷款管理费和手续费，运作3年来，他们撮合的贷款总额1200万元，也就是说，他们的营业收入才36万元，这还不如尹飞辞职前的年薪。同时，由于单笔贷款额度小，情况审查费用、人力成本费用很高，贷帮的净收入实际上入不敷出。

  7月30日，经济学家、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专程来到沅江，考察贷帮的微型金融模式。他认为，贷帮的可持续发展一定要建立在赢利的基础上，光凭理想主义，根本无法长久，要实现赢利，只有两个途径：一是使单笔贷款额度提高到10万元左右，二是使贷款总额达到一定规模。

  “贷帮的扶助对象是农村和农民，单笔额度3000元到30000元是合适的。”尹飞坚持认为。

  但是，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照这样发展，贷帮可能熬不到“一定规模”就会关门。确实如此，8月以来，身为贷帮“帮主”，尹飞一直忙着筹钱，“我正在为员工下个月的工资发愁。”

  其实，自2009年开始，尹飞就陆续接触了不少风投公司和公益基金会，“国内排名前几的风投公司和天使出借人基本都谈过，包括薛蛮子、雷军、蔡文胜等，其中，4399的董事长蔡文胜还是贷帮的明星会员。他们都对贷帮模式的公益性表示赞赏，但他们认为，目前的模式很难看到赢利前景。”

  “我这个贷帮发起人，都快变成丐帮帮主了。”尹飞自嘲。

  不过，他认为，贷帮有望今年底以前解决资金瓶颈问题，“我计划将目前的出借管理公司转型为合伙人制，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投入。现阶段要赢利不现实，但从长远看，赢利是必需的，希望是在明年，最迟到后年，我们不再靠施舍过日子。”

  和贷帮一样，哈哈贷、宜信、人人贷都是国内知名网络借款平台，不同的是，贷帮面向农村，后者面向城市。

  7月21日，自称有着10万会员的哈哈贷网宣布关闭。该网站负责人姚宗场说：“草根创业的200万元全部烧光，接触了几家风投没谈成，撑不下去了。”

  姚宗场说，P2P网络借贷平台发展多年，始终没有得到一个监管机构认可，他认为，如果有监管，肯定有助于整个行业公信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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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贷机构自身“贫血”

  出路何在

  自茅于轼、汤敏最初在山西农村设立“互助基金会”以来，中国小额贷款发展模式经历的时间不算短。

  1993年，茅于轼、汤敏分别出资500元和200元，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设立“互助基金会”，向有需求的农民提供小额贷款。这是中国民间第一个小额贷款试验。

  与此同时，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前往孟加拉，实地考察尤努斯模式，1994年，杜晓山向尤努斯借得一笔经费，在中国成立“扶贫经济合作社”，他因此被称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

  在国家政策层面，遍布乡镇的农村信用社、邮储银行、农业银行，尤其是前者，一定程度上承载着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职能。在市场发展层面，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民间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共有近3500家，理论上也可以为有需求的城乡客户提供服务。

  但实际情况是，农信社、邮储银行、农业银行纷纷“进城”，农村微贷“贫血”。沅江信用联社一所分社的胡姓负责人坦言：“农信社过去主要是面向农村进行小额贷款，现在确实更像商业银行了。”她介绍，自己所在的分社，放贷额度有限，放贷指标往往一月份就用完了，再加上贷款要求当年收回，难以满足农户需求。

  民间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是商业银行和担保机构之外的有益补充，但是，由于天然的“嫌贫爱富”，就是城市的不少中小微企业也难以得到信贷资金惠顾，农民更是难以企及。

  2006年，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他所开创的乡村银行模式，成为中国微型金融学习的范本。张化桥、唐宁等出借界知名人士纷纷“下海”，微额信贷有了创新性发展。目前，我国民间P2P微额信贷机构已近百家。

  与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相比，微额信贷大多面向特定的微型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提供无抵押贷款，定位于“社会效益优先”。然而，经过多年发展，这近百家微额信贷机构的总余额还不足10亿元，甚至不及商业银行向一家中型企业提供的一年综合授信额度。

  哈哈贷的关闭和贷帮的窘迫，凸显当前微额信贷面临的政策困境：没有适宜的法律身份，缺乏制度性的融资渠道，无法享受相关金融优惠政策。

  8月12日，记者就此采访湖南银监局一位负责人，对方婉拒，理由是：按当前政策，它们不属于银监局的监管范围。

  在本月初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小额信贷创新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再次呼吁，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的发展。“应该出台类似2008年5月银监会与人民银行出台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可以综合就各类小额信贷机构，也可以单独就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出台试点意见。如果不出台相关政策，至少，作为应急手段，应该成立一个基金，带动社会资金的参与。”

  过去3年，杜晓山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这一观点，但未获实质性进展。

  最新消息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正在着手小额（微额）贷款的政策研究。

  在民间，汤敏去年末出任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友成大学（筹）校长，依托这家非公募基金会，开始“保值扶贫出借”尝试，今年，该基金会创办北京友成普融信息咨询公司，专门为小额（微额）信贷机构提供能力建设培训和后续融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