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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观察报记者谢良兵　谢彩丽一天的工作大抵如此：上午9点开始，十分钟的例行晨会之后，她就跟同事出发，根据>贷款申请名单，在自己负责的片区逐户上门核实情况。午饭之后，继续逐户核实或者与之前的贷款户拉拉家常，了解他们的资金利用近况。

  谢彩丽是山西省永济市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信贷员，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当地的农民。谢所服务的富平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一年，是目前运城市唯一的小额贷款公司，其总部设在山西运城市永济市蒲州镇寨子村聚才胡同10号。

  这是中国第一家将总部和办公地点设在村庄的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自2005年陕西、山西、贵州和四川四省试点民间小额贷款公司以来，截止到2009年末，全国已有小额贷款公司1334家，这些公司因被学界称为“草根银行”而成为农村>金融的新生代。

  一个月前国务院下发的被称为“新36条”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出借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第18条中明确表示：“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放宽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中法人银行最低出资比例的限制。”“新36条”的推出对农村小额信贷无疑是一个利好。

  农民信贷员

  两个孩子母亲的谢彩丽，来富平之前，是永济市一家卤水厂的农民工。7个月的时间，她经历了一个月的培训和三个月的见习期，然后转正。目前经谢彩丽之手的放贷业务已经达到50多笔，总额在80多万元。

  与谢彩丽一样，富平公司信贷部的近20位信贷员（包括实习和见习信贷员）均为附近的农民，此前他们大多在城里打工，富平公司的成立改变了这些农民的生活。

  富平公司是由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创办的公益组织――北京富平学校，联合一些社会出借资本所成立。这家注册资金为3000万元的小额贷款公司，截至2010年5月末，共发放农户小额贷款2017笔，总额3105.25万元，贷款余额2509.63万元。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的董事长沈东曙称，他们今年的经营目标是实现税前利润100万元。

  目前富平小额贷款公司主要在蒲州和韩阳两个乡镇开展工作，81个自然村，1.3万多户，被划为10个片区，现在每位信贷员手上都有100余个客户，每天一早他们便从聚才胡同10号院出发，或骑摩托车或电动车或步行，穿行于乡间田野。

  公司创办之初，谢彩丽他们需要到各村发宣传单，召开座谈会跟农民讲解，与农民取得信任。但很多农民都奇怪，为什么还有公司愿意主动上门借钱，而且不用请客送礼？在农民的眼中，平常去农信社等贷个款得“求爷爷告奶奶”。

  当地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他几个月前为买羊想借两万元钱，跑到镇上的农信社，“一开始人说不给贷，后来又说给贷了，但我两个月内跑了四十回，也没将贷款拿到。”这位村民说，若不是富平公司的人来，他还将继续去农信社跑腿。

  据中国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与出借研究中心主任何广文在永济的调研发现，农民借贷的主要用途是购买农资和禽畜以及发展工商业，这两部分占到60.5%，其余主要是建房、红白喜事、看病、孩子上学、交耕地承包费等。

  不过，有72.9%的农户认为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的放款利率过高。当然，农民心中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以利率而言，富平的贷款利率最高，为21%，但放贷容易，而农信社的贷款申请时间过长，并需要关系客户，虽利率社员为10.62%，非社员为11.16%，但需要入股5%或10%，由此一算，贷款成本与富平也无大差异。

  虽用途多元，但农民借贷的途径却极为有限。根据何广文在永济的调研，在136个样本农户中，有借贷行为的为86笔，除1笔是从商业银行贷款之外，其中私人之间的借贷为31.4%，通过农信社贷款的27.9%，透过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的为39.5%。

  熟人社会

  何广文分析称，永济市域资金总量不足，金融机构存贷比较高，还有金融机构从当地抽走资金，导致农村金融困境重生。而且在永济市，只有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在乡镇设有营业网点，设在村庄里的只有富平小额贷款公司。

  而金融机构对农民放贷的杯水车薪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农民还贷能力的担心以及部分农民还不起贷款的现实――这也是小额贷款公司最大的>风险所在。在山西平遥的试点中，10户联保制度成为防范这一风险的主要手段。

  但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沈东曙认为，平遥的10户联保包括尤努斯的5户联保制实施起来并不现实，并未被富平所采用。本报记者采访发现，富平小额贷款公司采取了利用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来实现风险的防范，而关键的连接点在于郑冰和她创办的农协。

  42岁的郑冰目前是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的董事、副总经理，她的另一个身份是永济市蒲州镇果品协会的会长。沈东曙称，目前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的良性运转，离不开蒲州果品协会和会长郑冰在过去10年所打下的乡村工作基础。

  2004年6月7日，郑冰创办的永济市蒲州农民协会正式注册成立。这被称为中国第一个正式注册的农民协会。但后来由于有关部门突然发现农协这个称呼太过敏感，自2007年始，应上级要求，农民协会改名为果品协会。

  沈东曙说，富平学校一直在山西做小额贷款的尝试，2006年起开始与郑冰的蒲州果品协会合作开展小额贷款项目，2006年40万，2007年200万，2008年400万。直到2009年干脆与协会合作成立富平小额贷款公司。

  这个果品协会现在覆盖了35个村，有3000多名会员。这成为富平小额贷款公司开展业务的基础，也是农民信任的基础。现在小额贷款公司的骨干也基本都是果品协会培养出来的积极分子。这些本地的农民信贷员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放贷的风险。

  农民信贷员谢彩丽说，审核时必须是夫妻、父子或者其他直系亲属两人一起同意才可以申请贷款，需成年家庭成员两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不需抵押不需担保，其中，夫妻关系是审核的重要指标。

  富平公司还利用邻里压力促进客户还款。如果客户贷款逾期未还，公司将在客户所在社区内将客户公示为“非信用户”，利用中国农村传统的面子观念、邻里之间可能出现的负面评价等社会因素促进客户偿还贷款。

  而据谢彩丽说，除了邻里之间知根知底，农民信贷员还有一个好处是熟悉农村经营，能基本判断借款用于的经营能否实现还款。

  富平的尴尬

  中国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与出借研究中心主任何广文的报告中称，尽管富平小额贷款公司在当地受到了认可，风险贷款率为零，但直到2010年5月初，公司还不能完全实现经营上和财务上的自我可持续发展。

  小额贷款公司正遭遇尴尬。

  尴尬首先来自身份和定位。小额贷款公司属于工商企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根据记者了解，目前银监会并未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监管范围，而当年极力推动小额贷款试点的央行也只将它们定义为“非正规的金融机构”。

  这种身份带来了小额贷款公司的非国民待遇。“新36条”尽管积极支持民营资本进入小额贷款领域，但几乎同时出台的《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中有关“对金融机构5万元以下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的规定，却将民间资本组建的小额贷款公司排除在外。

  另外，这种身份将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范围也仅限于贷款，而不能吸收存款。尽管永济市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沈东曙称，即便允许，他们也并不想开展吸储业务。但一个只放贷不吸储的所谓“草根银行”必然导致资金链的问题。沈东曙也坦承，以目前的放贷速度，资本金很快就会放光，因为目前公司资本金仅剩400多万元。

  富平今年的融资目标是1500万元，这些钱从何而来？有一种方式是变身成为村镇银行。但根据相关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惟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且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沈东曙称他们并不想成为这些大股东的分支机构。

  另一个方式是从商业银行获得批发贷款。按照相关规定，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从商业银行获得最多不超过资本金0.5倍的批发贷款。但沈东曙的实践告诉他，这条路也不易。因为身份问题，商业银行无法按照同业拆借等方式批发资金；若按正常贷款走，资金成本过高；而以创新金融产品融资，又要从地方分行上报到总行和监管部门，流程相当复杂。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广文的建议是，一是政府有关部门可以考虑建立出借基金，给予股权出借或者债权出借；二是金融部门要看到小额贷款市场的前景，以创新方式批发、拆借资金给小额贷款公司；三是在一定条件下尝试准予其吸收储蓄，或直接转型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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